[35]然而，最高法院并没有根据其审查的权力而开展行动，这种权力在假想的裁决中开始实施。
[39]参见《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28、36条，《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30条，《凉山州行政程序规定》第43条，及《永平县行政程序暂行办法》第66条等。此后，其他地方制定的行政程序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纷纷效仿。
同时因为对政府来说，要完成有关任务就需要统一的规则，更重要的是需要获得公众的合作和支持。[29]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过程论的主要观点探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54页。[33][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74页。立法机关所重点关注的是确定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任务、职责或手段的组织法。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这就悄悄违反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政府批准的目的，即从目的解释上说，该案法院关于行政机关间委托无需法律依据的态度难以成立。实践表明，行政合议制作为一种集体负责制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曾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依靠国家与社会的努力，国家也不被认为会有意去侵犯个人权利。
[38]参见注[33]，焦洪昌文。（二）宪法规范意涵变迁的方式及其特点 1.政治与法律相结合的多种变迁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文件并不是像法律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来改变宪法文本上的字面规定，相反，它是在现实中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有选择地转化为法律形式，即颁布法律或修改法律。自1982年以来，法学界针对司法实践状况，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的工作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和争议，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
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而是通过1982年宪法第3条第2款、第41条和第97条等具体规定分散体现该原则。作者简介：杨小敏，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变迁会存在合宪和违宪两种情况，本文主要指合宪的宪法变迁。还会与第41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相抵触。具体而言，司法改革推动了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变迁，而每一轮司法改革都是首先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定启动的。从规范结构上看，人权条款的逻辑主体是国家，逻辑客体是尊重和保障行为，逻辑内容是人权。
这些重要转变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10] 从法治的内容上看，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遗憾的是，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几乎长期被虚置。[33]参见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46页。
1982年宪法第131条审判独立边界的意涵逐渐丰富和扩展，该条款规范分析框架随之重新建构。一、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在解释论上的展开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改，产生了52条修正案条文，遍布宪法序言、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构等各个章节，包括宪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不同类型条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总之，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的干涉指的是一种非法行为，不能等同于管理、监督和制约等合法的干预行为，否则会造成我国宪法条款之间的逻辑混乱。[42]参见注[3]，田夫文，第38页。
我国的经济体制朝着既定的目标，遵循一定的市场自发性规律，在人为干预下进行宪法修改。下文就解释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的过程中引发争议问题的三种衡量与抉择方案展开讨论。虽然这个创新过程也是建立在局部地区社会实践不断尝试的基础上，却毕竟不是经济内生发展而成，而是我国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预设性地、自觉地创新而来，具有浓重的主观建构色彩。[2]参见侯忠泽：略论法院独立审判与党委领导，《河北法学》1984年第6期，第22页。[4]笔者主张变迁说，认为该宪法条款的文本规定与宪法现实之间存在不一致，其实是该条款未作修改变动，而其规范意涵已然发生变化。[18]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区别是：干涉是贬义词，单指参与不应该参与的事情，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各国宪法在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出现这种宪法现象。
在解释方法上，静态的文本解释已不能满足该条款宪法变迁的需求，还需要回溯历史，兼顾政治社会现实，将历史、文本与现实三者融合，[5]消解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也防止对该条款的过度诠释导致违宪。二则，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院等对法院实行的领导和监督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它们必须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干预法院审判工作，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两段式规范结构确定的两阶层规范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在修改1982年宪法第131条时，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结合了中国实际，确立了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两段式规范结构，包括前半段的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及后半段的补充性规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干涉审判的主体，并通过姻亲条款表明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相对性。[30]参见《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34页。
其实，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即使二者相互依赖，也不允许国家吞并个人的存在。实际上，该条款宪法变迁的边界有时候难以通过这些规则理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3]实践成为衡量边界的终极标准。[30]由此可见，该条款中的干涉指的是一种非法性的强行过问或者干预行为。但是，我们又始终坚持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坚决捍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干预是中性词，既可以指参与不应该参与的事，又可以指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对象一般是事。文章来源：《法学家》2022年第2期。
国家机关的职权不仅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且在行使职权时还必须依据此法定的规则和程序，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变迁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它往往首先发端于经济的转型、生产关系的转变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保障人权原则作为所有限制审判的主体所必须追求的实质目标，既是人民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回归至人民主权的宪法起点。根据宪法文本的规定，国家是保障人权的主体，负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
[14]随着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确立和在宪法实践中的逐步深化，以及前文所述的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确立，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中依照法律规定的限权功能也逐渐凸显。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而且，经过实践反复摸索，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再到党政融合的过程，2018年修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从序言调整到总纲，突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2018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增加了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留痕制度，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审判的领导，又兼顾了法治原则。
[52]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如2013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规划了法官员额制、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案。
相较于宪法变迁前的两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宪法变迁后的三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完善了规范分析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宪法漏洞，体现了现代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保障公民权益的精神。[21] 然而，在现实中，诸如佘祥林杀妻[22]、赵作海杀人[23]等冤假错案，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干扰审判的因素甚多，审判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公检法疏于制约的长期合作，党委的过度领导，以及权力机关的不当监督等痼疾仍然严重地阻扰了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效实施。
社会变迁引发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四、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中国逻辑 与宪法修改不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程度不足以启动宪法修改的成文机制来更改原规定，但是，宪法文本的规定与宪法实践不一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发展状态。